元旦阅读赵焰老师的《晚清有个袁世凯》，此为《晚清》三部曲最后一篇，与之前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相比，袁世凯是最近世著作中所猎甚少的，对他的评述，言必称恶，于公布的“盖棺定论”之中，从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者，到辛亥革命中的背叛者，再到洪宪称帝的复辟者，袁世凯俨然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坏蛋。

跟前两部一样，赵老师以俯瞰历史，还原人物本来的手法，亦传亦散的把晚清民初中国“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这个大时代里看似主宰历史，却被历史所浮沉的大人物娓娓的铺陈开来。

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说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所谓的历史公道，有时候也不乏是一时一地的偏见、成见与异见，甚至包涵着撰史的那个时代的当权者的政治目的。

所以尽可能的还原，尽可能的不带刻板成见，尽可能的以客观的史料为佐证，是责任大家对社会做的极大贡献。

在赵焰老师的《晚清》三部曲中，曾国藩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代表，他由一介草民，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苦练内功，内圣外王，他是要做圣人的，曾国藩更多是做学问和谈心性，思考层面的东西比较多。

而李鸿章，梁启超的一句评论很说明问题，“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洋务运动根本上是做事情的技巧，术的东西偏多些。

袁世凯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不读诗书，没有文化人的酸腐之气，他倒少了许多牵绊和挂碍，然而论道德论操守，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袁世凯又不如李鸿章，人格却是是递减的，所以才会有了袁世凯式的悲剧，比如被哄拥着“无奈”称帝，又忽然间众叛亲离。

纵观《晚清》三部曲，晚清70年间的改革与此三人深深的瓜葛，而此三人又催生或者催熟了改革的三个阶段，从洋务运动的“器”，而器变道不变换来的仍然是落后和挨打。

经过甲午惨败，宪政之“法”跃然时代潮流，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等急迫的想让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国家全方位的变身，然而道变心不变换来了却是更加噪杂烦乱的民初乱世。

五四之后，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新主义，新思潮，新理念，新生活，为“心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正如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说得：“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