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体验，不同的人对同一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所以当我读到一本书，好到想要推荐给朋友也看看，这本书至少要有三个特征。

首先是启发性，这类书籍要么能够打破读者常规的思维模式，引领读者从全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要么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来表达发人深思的人生感悟。

其次是实用性，有的书能帮助读者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某个领域的相关知识；有的书则提供具体的方法、步骤和实践经验，帮助读者有效地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

第三是可读性，有吸引力的书，往往拥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或者文字生动的阅读体验；更进阶的是经典书籍，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和推崇。

郭建龙的新作《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是一本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好书。本书所描写的内容，是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三百多年里，中国的开放与失败，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个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

放眼当下，我们身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的逆全球潮流中，面临是迭代速度更快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竞争，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一步是更加的开放和繁荣，往后一步则是闭关和自封。读一读三百年间中国对待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了解下是什么原因和契机，每每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才导致歧途至今。

推荐你也阅读《失去的三百年》，原因有三：

第一，为了推荐一位敢写敢评的作者。

郭建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历史作家，他之前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所以习惯梳理散落的线索，从独特的角度的来编辑史料，讲一个完整体系的历史观点。

从最早的“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开始，他把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历史变革，以现代的财政逻辑、政治哲学和军事地理来梳理分析，是讲述王朝更迭不多见的角度。

还有一个系列，是反思帝国的崩塌。写开国的史书很多，新帝国的气象万千，人们都喜欢看怎么成功的故事。而认真去反思如何失败的，往往更有价值和意义。《汴京之围》讲的是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盛世的崩塌》讲的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政治、战争与文化。

既然刁钻的写作角度和反思失败的主题已经不讨巧了，那么敢写敢评就成了郭建龙的犀利武器。

《盛世的崩塌》中他说：一个盛世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和民间达成了一定的互信，尽量不要互相伤害，这样节省了互相防备的成本，并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促进民间经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而一个盛世的结束，往往源于政府大把地花钱，其中花钱最大的项目往往是战争或者对外关系。如果不知道克制，一味地炫耀盛世武功，往往适得其反，由于财政花费过度，必然通过加税或者让渡中央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就会造成整个政治的失衡，从而导致盛世的崩塌。这个规律不仅对古代社会有效，即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汴京之围》中他说：在任何时候，危机和盛世只差一步而已。和平并不是一种必然，它要求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学习世界所长的同时，避免自大与狂傲。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意识地避免战争，谦卑不是错，错判了形势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形势都是环环相扣的，一旦迈出了第一步，不仅无法回头，而且也无法把握未来的走向了。

《失去的三百年》中他说：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

他的书中有太多这样以史为鉴，借古抒怀的文字，以至于我一度怀疑，书籍的审核是不是比自媒体还要宽松些。不信你可以去看他的书。

第二，改变我们一个固有的历史观点。

我们学的历史书，都告诉我们明清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时代。但是《失去的三百年》一书却陈述了一个事实，中国不是天生闭锁的，唐宋帝国不仅是繁盛的陆地帝国，还是商贸贯通世界的海洋帝国，就算是在明朝中后期，还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并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技术和知识尽数引入。

但由于封建集权政权的性质，中国社会又忘掉了当初学习的一切，在康乾盛世重归传统的闭锁社会，直到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击了我们的盲目自大，打垮了我们的帝国虚相。

我们在明末清初的对外开放中，有过西学东传的“大翻译运动”，大量翻译了西方的神学、地理学、几何学、机械学的书籍，这里面不仅有传教士，甚至还包括很多身居庙堂的官员，也都在积极开眼看世界，比如内阁次辅徐光启、监察御史杨廷筠、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等人影响力巨大。

在另外一本详细描述明末清初中外交流的史书——《康熙的红票》中，康熙不仅自己对西方技术感兴趣，还要求皇子们学习西方的各们学科知识，还任命外国人当公务员甚至代表清朝与俄国谈成《尼布楚条约》，他还向欧洲发布寻人启事找他曾经派遣到教皇那的特使。

外贸也随着开放而来。从明代的“隆庆开关”到康熙年间的“四口通商”，在我们原以为的“闭关锁国”的明清朝，仍旧有那么几段时间，从中央到民间，都在积极主动的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

三百年肯定不会只是封闭一种旋律，我们也曾经和世界互通有无，西学东传的信息鸿沟也只是相差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就能从西方把新思想新知识传到东方。不信你可以去看他的书。

第三，给改开40年生人打一支预防针。

郭建龙说，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更是信心满满，相信历史是向上的，憋足了劲想要证实历史的进步性。但历史确实是会倒退的，不管是开元盛世和仁宗盛治之后、面对着大规模战乱的唐宋人民，还是经历了明末开放、以为中国拥抱了西方的士大夫们，他们都不得不面对倒退的尴尬。

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周期性发展的。这既包括王朝兴衰的大周期，也包括人生起伏的小周期。如果一个人只盼望着顺境，那么他脆弱的心态会在逆境中崩塌，要么无力活下去，要么依附于权力，变成帮凶。一个人只有学会尊重逆境，才能在渺茫的希望中苦苦支撑，等待着下一次复苏。

这有何尝不是写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新出生的我们听的呢？在我们这些人的所有经历中，潜意识里，是没有停滞和落后的，尽管发展中间会有刹车，一小会的停顿，但很快社会又高速向前，经济又蓬勃发展，人们又盲目自信。

但这恰恰是很危险的，它会让我们在真正面对经济的换挡调速、周期的下行时，不自知，不自洽，甚至不自救。

历史的发展，偶然性很大，就如刘勃写的《战国歧途》中讲到的，在历史四通八达的路口，当权者错走了半步，就陷入了千里外的歧途。

以这样的心态去读《失去的三百年》，才能理解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得来多么不易，继续保持下去多么重要。而我们普通人来说，尊重历史，顺应大势，顺境不自大，逆境不菲薄，不抱怨失望，不放弃希望，是多么宝贵的能力。不信你可以去看他的书。